1938年年底，叶剑英收到一个颇为奇特的任务：为国民党军教授游击战。
接到这个任务，叶剑英有些惊讶。自从1927年秋收起义以来，游击战术就成了我军抵抗强大国民党军的秘密武器。
不论是在江西的时候，还是后来的长征，再到陕北，国民党军总是搞不清我军游击战的奥秘。
这时候反而要和他们分享这些秘密吗？蒋介石在抗日的同时，对中共始终保持警惕，甚至在一些地方制造冲突。胡宗南的部队在陕西，有不少人是专门盯着陕甘宁边区，而不是全心全意抗击日本侵略者。
面对这些让人痛心又愤怒的卑劣行为，我们依然能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跟蒋介石斤斤计较，已经算很不错了，为啥还要把那些独特的秘密告诉他们呢？
要是胡宗南真的掌握了这门技术，翻脸对陕甘宁边区发动攻击，那可就麻烦了。我们得做好准备，防范这样的情况出现。
抱着这些疑问，叶剑英去找周恩来打听，中央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真没想到，这一问反而让叶剑英更加迷糊，得知的消息让他更加疑惑。
一、令人费解的任务
叶剑英对传授游击战的态度不太积极，心中有着强烈的个人感觉。
1937年8月，全面抗战刚打响没多久，蒋介石就发电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赶到南京，参与国防军事会议，共同讨论全国统一抗战的大局。
叶剑英对蒋介石的性格颇有研究，那时候国共的第二次合作还没完全稳固，毛泽东亲自去南京参加会议，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蒋介石扣留。于是，叶剑英提议毛泽东不要去，由他陪着周恩来和朱德前往。中共中央也同意了叶剑英的这个主意。
叶剑英陪着周恩来和朱德一到南京，就感觉到国民党高层将领对他们的警惕和好奇气息扑面而来。
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这三位早年都跟国民党高层打过交道。周恩来曾在黄埔担任政治部主任，很多黄埔的将领都对他很熟悉，还挺佩服他的。朱德在滇军中有过显赫的地位，跟西南三省的国军将领关系也不错。
叶剑英曾在黄埔担任教官，国军的将领们对他也很了解，是中共的高层官员之一。
大家已经有十多年没见面了，在这段时间里，红军在国民党将领心中变得愈发神秘。当初我们一起学习的军事和战术，怎么就导致了两军完全不同的表现呢？尤其是在红军长征之后，中共又是怎样在困境中坚强生存下来的呢？
游击战，这种在全球范围内都不常见的战术，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奇妙东西呢？简单来说，游击战是一种灵活、机动的战斗方式，通常由小规模、分散的武装力量进行。它的关键在于利用地形、快速袭击敌人，然后迅速撤退，避免正面交锋。怎么说呢，这种战法依靠的是敌人无法掌控的战场环境，通过出其不意的方式，让敌人措手不及，真是高明得很！在历史上，很多革命和解放运动都运用了这种战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这种好奇和神秘，叶剑英一到南京，就从大多数国军将领的脸上清楚地察觉到了。
这股好奇心和神秘感，绝对不只是学术上的探讨。可以说，隐藏在这种好奇与神秘后面，是深深的敌意。当天他们把游击战的诀窍搞明白的时候，就是消灭中共的那一天。
所以，稍微清醒、有点理智的人都应该明白，游击战的诀窍绝对不能跟国民党分享。
叶剑英当时在湖南衡山接到任务后，立即去找周恩来询问，中央究竟是如何安排的？
周恩来解释称，其实把游击战的窍门传授给国民党军并不是蒋介石那边要求的，而是我们党主动提出来的。
其实啊，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接连遭遇失败，徐州、南京、广州、武汉这些大城市都相继陷落，国军在正面完全无力招架。中共看出这样下去肯定不行，于是从国家大局和民族责任出发，主动提议让蒋介石用游击战来补充正面战场的不足。
开始的时候，国民党收到中共的电报时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觉得朱毛红军的方式根本不值得一提，打日本鬼子还是得靠正规军出手。
不过，打着打着，国军几次大会战接连失利，而八路军却在河北、山东的敌后迅速壮大，这时蒋介石的态度也开始有所改变。
1938年武汉沦陷前夕，周恩来和朱德去找蒋介石，再次认真地提出要发展游击战，甚至表示可以协助国民党军成立游击战培训班。蒋介石终于点头，同意在湖南衡山开办游击干部培训班。
叶剑英正是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任务。
1939年2月，游击干部训练班正式成立。叶剑英作为八路军参谋长，带着30多名中共干部来到衡山，开始对国军干部进行训练。
叶剑英内心感到很不安。
有句老话说，教了徒弟，师傅就没饭吃。
中央虽然定下了方针，命令得照办，但游击战的教导可不是简单的事。毕竟，这种战术没有现成的教材，要讲就得结合实战案例。中共的游击战经验，都是在当年反“围剿”、长征，以及在陕甘宁、鄂豫皖、川陕等根据地打仗时积累下来的成果。
别着急，这事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游击战的技巧，虽然中央有指导方针，但在具体执行时得灵活应对。说白了，就是结合经历和实践来总结经验。中共在历史上通过反“围剿”、长征，还有在各个根据地的战斗，才积累了不少游击战的宝贵经验。这些可不是随便说说的，而是真实的战斗教训。
这说得也太明白了，简直就像是在告诉国军当年我们是怎样四渡赤水的，怎么揣摩委员长的想法，怎么利用你们军阀之间的矛盾，以及怎么一天赶上百里急行军的。
国民党军中的将领们可都是有智慧的人，这些道理其实不复杂，大伙儿都能理解，也都能掌握。要是将来再打起来，怎样应对呢？
这样说有点过于复杂，简单点说，这样做又违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大方向。
在艰难时刻，周恩来收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内容是毛泽东亲自撰写的，主要是指示周恩来和叶剑英如何对国军的军官进行培训。
叶剑英一瞧，顿时愣住了。
二、国军的军官可不屑于这种招数。
毛泽东似乎知道叶剑英会有些困惑，特意在电报里提醒他，民族危亡之际，抗战大局优先，不要为个人利益所虑，也不必担心国军会学到我们的游击战精髓，放宽心，大胆发言。
周恩来或许也有过相似的顾虑，但他和毛泽东的看法是一致的，始终把大局放在首位，不能考虑个人私利。
叶剑英没得选择，既然领袖都不害怕，那就放开手脚去做吧！只求对得起国家，心里无愧就行，至于最后的结果，那就不那么在意了。
可话说着说着，叶剑英意外发现，之前的顾虑，其实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游击干部培训班可是中共最早提出来的，国军在设置培训内容时，可是借鉴了中共的意见。虽然叫做游击战训练，里面其实掺杂了不少政治方面的课程。
军事教育占比55%，主要集中在游击战略、战术和爆破技术这几方面。
政治教育占45%，主要关注民众运动和游击战中的政治事务。
政治教育的比例可谓不小，这跟黄埔军校当年的教育安排是大相径庭的。那会儿，黄埔军校的课程主要是军事知识，几乎占到90%以上。
不少国军干部一看到这样的教育安排，心里都觉得离谱。说是要学习共军的游击战术，结果却搞出这么多政治教育，难道中共有什么秘密？
这真是对中共的误解。
政治教育一直以来占据我军办学比例接近一半，真是个传统啊。
早在江西苏区那个时期，毛泽东亲自创办了红军大学，政治教育在里面的比重可是相当大的。咱们军队的干部在红军大学学习，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深对共产主义的理解和认知。
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个目的，就是将那些参与革命时模糊、肤浅的认识转化为深刻而坚定的信念。只要掌握了干部，其他的一切就都有了保障。
还有就是，要掌握政治工作这把利器，革命战争中政治工作的作用可是无处不在的。
后来红军长征到了陕北，红军大学扩建成了抗日红军大学。尽管当时军事形势越来越紧张，战争成了头等大事，但政治学习和教育的内容依然被坚持保留下来。后来抗日红军大学又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从这个名字就能看出，咱们党对政治学习和教育有多重视。
这主要是因为政治学习和教育在提升军队战斗力和凝聚力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红军深知，军事素养和政治思想相辅相成，只有把政治信仰和军事能力结合起来，才能在复杂的战争环境中保持团结，增强战斗力。同时，深化政治教育也能够培养出更优秀的指挥员和战士，使得红军在面对敌人时更加有决心和勇气。简而言之，重视教育和政治学习，能够为队伍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政治工作真的是非常关键呀！它不仅能提升团队的凝聚力，还能增强战斗力。只要把政治理念和实际操作结合好，才能在各种复杂情况中保持统一，打出精彩的战斗。确实，重视政治工作，能为整个队伍带来强大的动力和信心，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工作。
人民战争是咱们党和军队的重要战略思想，要想把埋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就得好好掌握政治工作这把锋利的武器。
动员群众、组织基层政权、推进土地革命、吸引青年参与、建立有凝聚力的政党等，哪一项任务都离不开政治工作的支持。
不靠这些，单靠政府的行政力量，虽然能征兵征粮，但这种冷冰冰的权力缺乏亲和力和吸引力。为什么大家总是吐槽国民党强迫征兵，而对中共没有这种怨言呢？关键就在于政治工作。中共把道理讲得明明白白，真心实意地做事，老百姓自然自发地就愿意参军了。
红军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坚持战斗了十几年，早已养成了打仗之前先做好政治工作的习惯。在进入学校培训时，大家也下意识地优先学习政治工作。这种经验是经过长期斗争练出来的，国军的军官们又怎么会理解呢？
叶剑英在培训期间感受得特别深刻。
每次提到毛泽东的那十六字诀，国军的干部们听得可是津津有味，常常会发出“哦，原来当时你们是这么赢的”的感叹，脸上满是恍然大悟的神情。
一提起群众工作、农村游击斗争的准备，国军的军官们就打哈欠，一副很无聊的样子。要是谈到怎么团结中间力量，甚至敌人，他们更是觉得不可思议，心里在想：如果敌人能团结，那怎么还能叫敌人呢？
即便叶剑英提到日军战俘为中国宣传和平主义，国军的军官们还是半信半疑，觉得这不过是个别日军战俘的意志不够坚定，面对八路军的威逼才做出的选择。
不过这些反对的人根本没想过，国军也抓了不少日军战俘，既然都是战俘，为什么他们只为中共发声，而没有为国军站出来说话呢？
叶剑英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借鉴延安抗大的方式，对受训干部实施了一种民主和平等的教学管理模式。无论你之前的军衔是少将还是少校，大家都要遵守统一的管理规定，吃住都在一起，还得一起参与劳动。
国军的军官们一开始觉得这种做法蛮新颖，也对中共的这种治军方式颇有敬意，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觉得这样坚持下去有点困难了。
国军对等级非常看重，大官儿压得小官儿喘不过气。军长、师长和团长的待遇各不相同，吃的、住的都差距大，能用的勤务兵和警卫兵数量也不一样。如今竟然要搞一视同仁，这让那些当官的怎么能接受得了呢？
反对粗暴的管理风格，提倡文明带兵的理念，是让不少国军军官感到很不适应的。自从国军成立以来，军官对士兵就惯常是打骂随意，骂一句都是轻的，不少军官靠着吃空饷、榨取士兵的血汗过活，现在要他们改观，把士兵当成同等的人对待，真是难上加难！
所以说，这帮培训教员费劲心思，费尽唾沫星子，把游击战的要点全都捋了一遍，没少下功夫，结果国军的军官们就是没反应，丝毫不感兴趣。
理念、体制、信仰各有不同，形成了壁垒，这可真是让人吃不消啊！
三、叶剑英察觉国军的阴谋
我们把所有都给了对方，可人家却一点都不感恩。
可怕的不是无知，真可怕的是那份无知后面藏着的傲慢和偏见。
蒋介石虽然同意中共的干部来当教官，但对叶剑英他们还是心存戒备。
当时培训班的教育长是汤恩伯，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汤恩伯悄悄地给国军的军官下了指示：游击战术可以学，但共军的理念可不能碰！
要求所有国军的军官都不能私自和中共的教官接触，若被发现，立即开除学籍。
为了防止国军的高级军官被红色思想侵蚀，汤恩伯常常干扰叶剑英的教学活动。
为了让国军的军官们真正感受到政治工作的关键性，叶剑英安排了一次实践教学活动，带着学员们前往南岳衡山周边的县区，亲身参与一些民众工作，体验如何与老百姓打成一片。
叶剑英不断强调：政治比军事重要，百姓比士兵更重要。这可是中共多年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哦。
汤恩伯私下里要求大家：
首先，借此机会弄明白中共如何“教唆”大众，今后就能对症下药，揭穿他们“欺骗”百姓的伎俩。
接着，去亲身感受一下生活也是可以的，但千万别把中共那些花招当回事儿。
叶剑英听了既生气又恼火，但也无能为力。
汤恩伯不仅在背后捣乱，公开场合也常常说一些损害国共合作的话。
有次总理纪念周会，所有学员都到场。汤恩伯当场放话：“蒋委员长对打败日本是信心满满的，可是种种迹象显示，未来共产党能否听从国民政府的领导，这事儿让人有点怀疑。”
叶剑英立刻站起来说：“中国共产党可是一心一意在落实国共合作的承诺，也坚定地在实践孙中山先生的救国思想。与某些人早上念念总理遗嘱，晚上再来一遍，天天念阿弥陀佛，却不去真心实践，这样对国家和民族到底有什么帮助呢？！”说完，他便气冲冲地离开了。
这场激烈的辩论让叶剑英意识到，蒋介石之所以同意中共的干部来讲游击战，背后的真实意图其实是想要限制中共，搞明白游击战的关键，以便将来能消灭中共。
出发点一旦偏差，事情怎么可能会正确呢！
叶剑英反驳汤恩伯的事情引起了训练班的轩然大波，影响可不小。兼任副主任的陈诚急忙赶到现场进行训斥。他表面上看似公正地说道：“教育长和副教育长之间有什么争执？古人有云，君子之间不该争斗，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够互相谦让。既然两人都不愿意让步，自然就会争起来。从这点来看，双方都不对。”
在训练班内部风波不断，叶剑英坚持正义，清楚是非，始终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与大多数国民党官员合作。他与后来的教育长李默庵关系良好，李默庵是黄埔第一期的学员，对叶剑英非常尊敬。
四十年后，李从美国回来，专门去拜访叶剑英，还恭恭敬敬地叫他“老师”。李在回忆那段往事时，感慨良多：“我可是他的学生呢。在南岳，关于教育的事情都是他做主的。他讲的游击战术课，彻底改变了国民党军将领只懂得打正规战的想法。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发动群众，搞游击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哪怕是小城小地的得失都不在乎。这在国民党军里可是开了个先例，对推动抗日战争真的是贡献巨大。”
四、国军难以掌握游击战
南岳游击训练班结束后，国民党军派遣了很多部队，模仿八路军深入敌后，企图在日本侵略者的后方建立游击区域。
在敌后战场，国民党部队的数量一度达到近60个师，加上很多地方武装，整体兵力接近100万。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国民党军的主要抗日根据地，主要集中在：太行山东南部、中条山、吕梁山、五台山、恒山、鲁东南以及沂蒙山、日照山、大别山、浙西、皖东、皖北和鄂东，甚至还有海南地区。
不过，这些部队没过多久就陆续失败了。有的被日军围困，变成了伪军；有的越打越少，最后散架了；还有的专门和中共搞摩擦，结果被消灭。到1943年后，基本上没什么像样的武装力量了，和中共在敌后创建根据地、实力越来越强的情况完全没法比。
国民党军虽然在形式上有法律和资源的优势，但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却差强人意。这主要是因为几个方面。首先，士气问题，很多士兵对国民党的信任度不高，缺乏战斗热情。再加上指挥层面的问题，战术和战略的决策往往受制于政局和腐败，导致战斗力下降。此外，国民党的政治斗争更加复杂，内部意见不统一，影响了整体作战协调。最后，日军在战术上相对灵活，适应性强，使得国民党军难以应对。因此，尽管国民党在资源上占优，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未能充分发挥。
咱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来了解一下。
国军在大别山区打过游击战，因为离大本营近，加上那地方的地形复杂，所以坚持的时间相对长一些。
大别山的游击队是桂系第7军的下属部队。桂系在国军中表现得相对顽强，白崇禧的训练效果明显，战斗力也挺强的。
第7军在大别山开展的游击战争策略，跟叶剑英教授的理念几乎一模一样。他们将军力分散，降低了被攻击的风险，掌握了夜袭的技巧，擅长迂回和伏击，弄得日军一度困扰不已。
桂系部队对游击战的理解只是表面工夫，没能真正领悟其核心，特别是对政治比军事重要、人民比士兵更关键的道理认识得相当肤浅。
比如，桂系部队为了避免目标暴露，常常出钱请普通百姓去日军那儿打探情况。然而，老百姓没有专业的情报探查能力，国军也不安排相关的培训，只是临时雇人，最后得到的往往是假消息。
日军为了打击国军的游击战，常派日伪部队用免税和保护耕作等手段来诱惑当地老百姓，让他们充当消息来源。桂系部队没进行过土改，跟老百姓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有时还会抢夺他们的粮食和财物。这让一些老百姓在无意中就被骗了，反而去向日伪通风报信。
虽然桂系迅速意识到情况不妙，也尝试对老百姓进行正面宣传，可大多数时候都显得有些匆忙。部队经常是打一枪就换个地方，这让老百姓遭到日伪的报复，长此以往，老百姓也只能随大流。
叶剑英早就强调政治比军事重要，百姓比士兵更关键，然而国军的军官们却没放在心上，结果只能自食其果。游击战坚持不下去，自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1944年6月22日，叶剑英在与中外记者参观团的交流中提到：“原本到达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的国民党军队总共超过一百万，但因为政策不当和扛不住艰苦的考验，大多数都被敌人消灭或者投降，留在原地和撤回后方的队伍寥寥无几。”实际上，坚持在敌后作战的也就只有2万到3万人。
更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在国民党敌后抗战的队伍里，出现了“降官如雨、降将如潮”的惨状。像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公秉藩、吴化文、李长江、王劲哉这些上将和中将级别的官员带头，结果数十万国军接连投降，沦为了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