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复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中，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激烈冲突，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
刘少奇：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毛泽东：社会主义教育，一抓就灵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为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推荐批印了湖南和河北关于开展社教运动的报告，并要求与会同志认真研究。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与会者就“四清”、“五反”、反修防修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大家普遍认为，主席提出我们现在究竟“怀的什么孕”的问题，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根本问题，抓阶级斗争，抓党的建设，抓阶级队伍，搞“五反”，搞社会主义教育，都是反修与防修的伟大的基本建设工作。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认为社教运动非搞不可，不然会出修正主义。
刘少奇主持了12日、13日的会议，并指出：“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到各省视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实际上，毛泽东对二月会议是很不满的。原因是，他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想延长会期，专门讲讲社教问题。为此，他指示将湖南、河北省委书记王延春、刘子厚安排在第一排就座，想以此引起中央第一线领导同志对社教问题的关注，但中央的领导并没有领会他的意图，会议如期结束。5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说，二月会议的时候，我准备叫他们两人讲一讲，我也讲一讲，你们不赞成。当时为什么叫他们讲呢？无非是因为他们是从下边来的，是从群众中来的。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态度。
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杭州小型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刘少奇没有参加杭州小型会议。他同夫人王光美在陈毅副总理的陪同下，于4月12日至5月16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4国。杭州小型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十条》，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可以说，对毛泽东提出搞社教运动的想法，刘少奇是赞同的。
同时，刘少奇为了能够了解社教运动的实际，要求王光美下乡。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少奇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社教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
刘少奇：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
毛泽东：我年纪大了，有时我妥协，他厉害
1963年5月杭州小型会议以后，各地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按照《前十条》的内容，重新训练干部，在一批社队进行试点。在运动试点中，大多数试点的情况较好，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有些地方发生了乱斗、打人、体罚等违法乱纪的情况，经济退赔普遍偏严等。根据这些情况，中央在九月工作会议上，对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作了规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1963年11月14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向全体群众宣读两个“十条”，使“全国人民家喻户晓”。随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较大的范围开展起来。
1964年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成立社教运动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便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到领导社教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随着刘少奇对社教运动领导的逐步深入，其开展运动的基本思路与做法，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
8月16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及中央写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议信》，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即进行大兵团作战。
刘少奇的这封信，最初是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8月18日，毛泽东复信：“8月16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但随着各地反映的情况，毛泽东对这一建议逐渐改变了看法。8月20日上午10时30分，毛泽东在北戴河找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谈话，了解到华北局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山西方面提出按刘少奇的做法有十大缺点。毛泽东当场向秘书吩咐，说华北局反对，文件缓发，通知开会。并说：“到北京开会，你（李雪峰）带几个人去好助威呀，到北京打一仗。也许你们打赢，也许打败，打败也不要紧。文件缓发，何必急，急什么。”出门上车后，毛泽东又说：“也可以写活点，何必一个样？你（李雪峰）还是带几个人去，助助你的威么。”26日，刘少奇从南方回京。27日，即找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谈话。据陶鲁笳回忆，刘少奇不但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另外，田家英跟随刘少奇赴广州修改《后十条》时，在飞机上向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的两点指示，即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到一点，但刘少奇在主持修改《后十条》时并未采纳。
6月至8月，刘少奇南下视察。在视察座谈时，刘少奇指出：“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比如说，你（谢富治）那个副部长徐子荣，不是到山东曲阜蹲了点，写了报告？毛主席批了这个报告。我调查了，只住了7天，这怎么能叫蹲点呢？目前，我们这种工作方法，层层听汇报，或者看报表，不行了。这种领导工作、领导革命的方法不行了。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
应该说，开调查会是毛泽东一直偏爱并在党内大力推广的调查研究方法，而刘少奇突然宣布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不行了，这使毛泽东十分不满。1964年9月12日，当计委领导小组汇报计划工作，并要求毛泽东对财经工作挂帅时，毛泽东说：“我看还是少奇同志挂帅。我年纪大了，有时我妥协，他厉害……比如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点，说过去蹲点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时妥协，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他强的地方。”毛泽东在12月26日过生日时还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
刘少奇在视察时，也谈到了过去一年的社教工作，总的看来，肯定的较少，否定的较多，甚至认为打了败仗。刘少奇的这些发言，对毛泽东而言，恐怕是很难接受的。1965年1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我这个工作可能还达不到三七开。讲整个历史，经常犯错误的，比如打仗，有些打败仗。土地问题，花了十年时间是逐步认识的，开始写了几条，不完全，那叫缺点，不认识呦。一个历史结论往往要几十年才能总结。”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开展而愈积愈深，在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严厉批评，从而也使运动变得复杂起来。
刘少奇：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
毛泽东：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鉴于前段运动中出现了打击面过宽、过火斗争等严重的“左”的错误，1964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利用各地负责人在京参加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时机，召集各中央局的领导干部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总结前一段运动的经验教训，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会议本来计划并不很长，但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在运动的主要矛盾、性质以及做法等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严厉的批评，会议也由此延长至一个月之久。
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让陶铸跟李雪峰讲一下，由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桃园经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去听了，江青则在屏风后走来走去地听着，看样子江青对此不满意。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青请曾志和陶铸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曾志和陶铸当时已隐约感觉到，毛泽东说的“有人”，恐怕就是指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说：“有的走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观看《红灯记》时，江青对陶铸说：“有人反对京剧改革，我就是要搞京剧改革！”又是一个“有人”！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了。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便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刘少奇在发言中问：农村里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说：赞成。毛泽东回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彭真说：主要矛盾是不是这样，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
毛泽东回答：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仍坚持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在随后的几天里，毛泽东逐渐加重了对刘少奇批评的分量。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生日。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认为，毛泽东不像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话决不是批评李富春的。吃饭过程中，毛泽东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晚，毛泽东的话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曾志说，时间久远了，已记不全主席谈话的内容，但有句很厉害的话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人人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得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儿嬉笑斥责，根本不敢去作任何的猜想。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哪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毛泽东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12月27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大会，毛泽东主持。他在发言中说：“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世袭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12月28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并且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毛泽东说：“我只讲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头一条性质问题，一个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如果还有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100页到104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中间讲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十分严肃。在座的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毛泽东是对谁讲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有所指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次会议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由于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讲的话比较长，毛泽东只讲了个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泽东非常不满，所以特意拿了两本书到会，并且在讲话中发了脾气。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厉批评，也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彭真、陈伯达等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刘少奇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他对大家的发言作了记录，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一线工作虽然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想法和部署，已不再同刘少奇及其他常委商量。一年半后，“文革”爆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