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迹
琼崖革命武装斗争历时23年，红旗始终屹立不倒，其核心领导人英勇卓绝，带领队伍不屈不挠，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琼崖纵队在母瑞山地区，我们坚持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成功挫败了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建立了琼崖抗日独立纵队，而在解放战争阶段，我们坚定不移地进行了“北撤南撤”的斗争，为海南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精神价值
坚定不移的忠诚信仰、顽强拼搏的精神品质、深植于民间的革命智慧。-
冯白驹（1903—1973），出生于广东琼山（现海口市琼山区）。他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原名裕球，亦称继周、布文。冯白驹是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者，被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他历任中共琼山县委书记、琼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琼崖讨逆革命军第六路军党代表，中共澄迈县委书记、琼崖特委书记；担任琼崖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队长、独立总队队长兼政治委员，以及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还是琼崖临时人民政府主席，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还曾担任中共海南区委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南军政委员会主任，海南行署主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战部部长、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以及广东省、浙江省副省长的职务。
01
人物生平
冯白驹（1903—1973），乳名公孙，又称冯裕球，学名冯继周，笔名冯布文。他出生在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长泰村。冯白驹的父亲冯运熙，除耕种农田之外，还兼营石匠活计。而他的母亲吴氏，则是一位勤劳善良的农家女性。自幼，冯白驹便勤奋好学，胸怀宽广，始终怀揣着对进步的渴望。
在1916年的那个学年，就读于云龙高等小学的期间，我便与一群志同道合的进步同学一道，共同组建了同志互助社。
1919年，我置身于琼山中学的校园之中，热切投身于五四运动的洪流，成为该校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
1925年，我踏入上海大夏大学的预科之门，期间，我与众多来自琼州的进步青年频繁交流，共同研读那些激昂的革命文献。
1926年的新春伊始，我告别了上海，踏上了返回琼州的旅程。得益于同学李爱春的热心引荐，我得以担任海口市郊农民协会办事处的主任一职。
1926年9月入党。
1927年，琼崖地区发生了四二二事变，中共琼崖地方委员会随即调整战略，转入农村战场。根据上级命令，他们着手成立了中共琼山县委员会，并担任了书记一职。在此过程中，他们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基层党组织，并成功创建了琼山县讨逆革命军。
1927年夏日，我担任了琼崖讨逆革命军第六路党的代表，同年九月，我率领部队参与了琼崖全境的武装总暴动。此后，我荣任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1929年伊始，经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的委派，组建了中共澄迈县委员会，本人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书记。
1940年9月，他肩负重任，担任了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并兼任独立总队总队长及政治委员之职。翌年2月，他又被任命为中共琼崖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1944年秋季，他担任了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此期间，他为琼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中共琼崖区委书记、琼崖临时人民政府主席以及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他带领海南的军民坚持革命战争长达23年，始终保持红旗不倒，因此被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任中共海南区委第一书记，担任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掌海南行署主任之职，并担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以及广东省和浙江省的副省长等要职。
著名作品《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照耀在海南岛上》的作者，以其深邃的笔触和独到的见解，生动地描绘了党的光辉历程在海南这片热土上的生动篇章。红旗不倒》等。
1950年五月，担任海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即副主席）；同年六月，被任命为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书记（后尊称为第一书记）。
1950年7月，我军任命其为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9月，担任海南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主席一职。
1950年11月初，我陪同叶剑英同志进京进行工作汇报，荣幸地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1年四月，我肩负重任，担任了广东省人民政府海南行政公署的主任一职。
1952年夏日，中共广东省党内展开了一场针对“地方主义”的批判运动，本人亦不幸成为其中一员。同年冬日，我被调任至中共华南分局，担任委员一职，并兼任统战部长。
1952年10月，我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主要负责推进“私营工商业改造”试点工作的落实。
1954年8月，他卸任了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
1954年9月，他光荣地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54年12月，担任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副省长职务。
1955年9月，我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之职，同时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的崇高荣誉。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举为中共中央的候补委员。
1957年2月，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期间因1956年冬日所谓“地方主义”倾向遭到批判。随后，在同年12月，其职位被剥夺，包括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海南军区政治委员等要职。
1958年伊始，我受到了组织的安排，被派往广东省三水县进行劳动锻炼。
1963年四月，我受命担任中共浙江省委员会的委员，并就任浙江省副省长的职务。在此职位上，我负责文教、卫生和科技领域的管理工作，同时主管计划生育以及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
1966年8月，他受邀出席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然而，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不幸遭受了审查与迫害之苦。
1973年7月19日逝世于北京。
冯白驹长期执掌琼崖党政军的核心领导岗位，创立了琼崖武装斗争“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辉煌成就，赢得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一致好评。在毛泽东对海南战役的指示中，他曾指出：“海南岛与金门岛相较，其不同之处在于冯白驹的协同作战，以及敌军相对薄弱的战斗力。”周恩来更是将冯白驹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直至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为其进行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其名誉。
02
人物功绩
组织抗战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1938年12月，琼崖工农红军正式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他肩负起队长的重任。为了这支抗日力量的成长，他倾注了心血与汗水，亲自为战士们讲授政治课程，深入解读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以及红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与战士们并肩作战，共同参与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从而显著提升了队伍的军事和政治素养，作战能力亦随之增强。这支队伍在海南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最前沿，犹如一面鲜艳的红旗，英勇奋战。
1939年2月，日军悍然侵占海南岛，他于琼山县潭口镇亲自指挥了一场阻击战，就此吹响了琼崖抗战的号角。随后，部队扩充为广东省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他荣任总队长。他率领部队展开独立自主的敌后抗日游击战，接连在琼山罗刘桥、罗板铺成功伏击日军，以及海口长林桥发动突袭战，在那大地区发起围攻战，均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先后在琼文、美合、白沙等地建立了根据地，同时挫败了日伪军多次的“扫荡”和侵蚀行动。
琼崖事变
1929年二月与七月，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设在海口市的机关两次遭受严重破坏，导致其领导人被捕并英勇牺牲。在此紧急关头，冯白驹挺身而出，提出召开各县代表联席会议，以重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同年八月，这一联席会议在定安县的内洞山举行，史称“内洞山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成立了中共琼崖临时特别委员会（至九月，经中共广东省委员会批准，正式更名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冯白驹被任命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的委员及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受身患重病的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书记王文明之托，主持该委员会的工作。
1930年1月，王文明不幸离世，冯白驹随即接任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的书记一职。同年2月，冯白驹相继赴香港及上海，向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及中共中央进行了工作汇报，期间得到了李立三、周恩来等领导的接见。进入1930年4月，冯白驹在母瑞山组织召开了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中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员会的指导精神，并对过去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最终通过了关于扩大农村根据地、壮大党组织、扩建红军等一系列重要决议。同年8月，琼崖工农红军独立师正式成立。
1932年，琼崖红军在反“围剿”战役中不幸失利，革命运动进入低谷。在这严峻时刻，他率领党政机关及警卫连百余人，在母瑞山地区顽强地坚持了长达八个多月的艰苦斗争，成功保住了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的领导核心，并有力地维系了琼崖革命的红旗不倒。
1933年四月，冯白驹率领25位幸存者成功突围，重返琼山县的革命老区。在群众的热情支持下，短短三四个月间，琼山县已有9个乡的党组织得以重建，武装斗争的火焰亦重新燃起。冯白驹常以此事教导干部和战士：琼文地区虽无崇山峻岭，却拥有坚定的革命群众，正因如此，我们方能稳固地扎根于此。这便是“非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的道理！历经三年的艰苦斗争，中共琼崖基层组织的力量得以恢复与壮大，红军游击队亦得以重建。
1936年五月，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于第五次扩大的会议上，我再次荣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书记之职，同时，琼崖红军游击队司令部的正式成立，标志着革命事业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共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琼崖特别委员会代表致信中国国民党琼崖当局，力主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同年10月，本人与夫人曾惠予一同在塔市乡演村遭到国民党琼崖当局的拘捕。在周恩来等人的积极交涉下，我们于1937年12月获得释放，并随后被任命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的常务委员。
1938年1月，我党与国民党琼崖当局展开谈判，并于同年10月成功签署合作协议，从而促成了琼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同年12月5日，琼崖红军游击队在琼山县云龙乡完成改编，正式更名为“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史称“云龙改编”，我本人被任命为该独立队的队长。
1939年2月10日，日本军队登陆天尾港，占领海口，随即向清澜、嘉积发起进攻。在此关键时刻，独立队第一中队奉命在南渡江潭口渡口设防，成功抵御了日军的进攻，此举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琼崖抗日武装，对日本侵略者的首次有力反击。早在1938年3月，独立队便已扩编为独立总队，我担任了总队长一职。
1940年9月，遵照中共中央的指令，我重新被任命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的书记，同时担任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以及政治委员的双重职务。在此期间，我着手创建了美合山区的抗日根据地，并创立了琼崖抗日公学，并亲自担任校长一职。
1941年二月，肩负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的重任。同年十一月，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我荣幸地当选为主席。
1942年至1943年间，面对日伪军对抗日根据地的猛烈“蚕食”与“扫荡”，在中央通讯联络断绝的严峻形势下，我们巧妙地提出了“坚守内线，出击外线”的作战策略。在独立总队的英勇带领下，我们成功击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有效遏制了其“蚕食”与“扫荡”行动，并进一步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的范围。
1944年秋季，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正式更名为琼崖抗日独立纵队，彼时，我担任了纵队的司令员并兼任政治委员一职。
1945年，我军英勇进军白沙，在此创建了白沙抗日根据地，并最终迎来了琼崖抗日战争的辉煌胜利。
1946年1月，中共党政军科级以上干部在白沙县的牙叉召开会议，史称“牙叉会议”。此次会议旨在统一思想，并作出重要决策，即全力做好自卫反击战的准备工作，以粉碎国民党四十六军所挑起内战、对我解放区进行围剿、企图消灭琼崖主力的险恶图谋。
在1944年的4月与8月，我们分别接到了中共中央有关琼崖独立纵队北迁至山东的指令，以及中共广东区委员会针对该纵队南移至越南的指示。鉴于琼崖斗争的具体情况，我们向中共中央发出电报，建议继续在琼崖进行抗争，并得到了中央的赞同。随后，我们率领部队向五指山区挺进，成功建立了中心的革命根据地。
1947年五月，我主持召开了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被正式更名为中共琼崖区委员会，并在此次会议中，我荣幸地当选为区委员会的书记。同年十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广东省琼崖游击队独立纵队”进行了更名，将其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琼崖纵队”，并授予我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职务。
自1948年9月至1949年7月，琼崖纵队领导层连续发起秋季、春季、夏季的三大军事攻势，荣获击溃敌军3000余人的显著战果。同年九月至十月，他先后被授予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以及广东军区第三副政治委员的职务。从1949年底至1950年5月，琼崖地区的党政军民在领导层的带领下，齐心协力，有效支援并协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渡海兵团的登陆作战，成功解放了海南岛。
03
人物特点
1927年4月，琼崖国民党反动派举起屠刀，残害了众多共产党人。冯白驹的入党介绍人、琼山县委书记李爱春英勇献身，而冯白驹入党尚不足一年，便被指定负责重建琼山县委并担任书记。面对白色恐怖，他并未退缩，而是毫不犹豫地承担起这一重任，并迅速组织起武装力量，使得琼山的组织工作和武装斗争焕发出勃勃生机。随后，澄迈县委遭受破坏，冯白驹受命前往收拾残局。他不负使命，短短一年内便扭转了局势。
1929年7月，琼崖特委机关遭受了严重破坏，其领导人被捕并英勇就义，导致琼崖地区的斗争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正是在这一斗争面临危急关头的时刻，他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提议召开各县联席会议，从而重建了特委的领导机构。这一英勇行动，甚至被党中央选为党课教材的典范。到了1939年2月，日军在海南岛登陆后，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退至定安的翰林、岭口等地。然而，冯白驹率领的琼崖抗日独立队，在琼山县潭口狙击日军登陆之后，迅速转战至琼山的道崇、咸来、树德一带，成功创建了琼文抗日游击根据地。他英勇地组织抗日斗争，不仅激发了岛内民众的抗日热情，还赢得了海外华侨的大力支持。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掀起了“援八”、“援四”、“援冯”的热潮，冯白驹因此被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高度赞誉。
“智”字，彰显了冯白驹在孤岛奋战中展现出的非凡胆识与智慧。他的智慧，尤其在战略与战术层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武装斗争的初期，他的智慧便锋芒毕露。大屠杀后的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冯白驹在琼山建立起一支精锐的短枪队，通过化装潜入，对大致坡进行袭击，摧毁白石溪的炮楼，以及夜袭道崇团局，有效遏制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巧妙运用游击战术，戳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通过伏击、化装奇袭等手段，在潭口、罗牛桥、永兴、文昌等地连战连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琼民众的士气，独立队也因此壮大并扩编为独立总队。
他的智慧，更体现在与敌人的智斗之中。云龙改编随后，琼崖国民党守备司令王毅命令我军进驻府城，意图吞并我独立队，然而冯白驹以其机智反驳道：“鉴于我军在组织架构上独立自主，驻防事宜理应由我方自行定夺，当局无权干预。”他始终坚守“琼纵”的独立性。抗战初期，冯白驹深感干部短缺，认为应依靠集体智慧与敌人周旋。
因此，他在琼崖独立队创办了“随营军政培训班”，亲自为学员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经典著作及相关课程。后来，他在美合根据地设立了党校和琼崖抗日公学，培育了大量党政军干部。冯白驹的智慧在重大决策中尤为显著。美合事件之后，面对特委机关和部队的去留问题，有同志主张转移到南丰那大地区，那里山高林密，便于隐蔽行动。然而，冯白驹认为尽管该地区地形有利，但革命基础尚薄弱，因此决定重返琼山、文昌地区，那里的群众基础较好，有足够的回旋空间，“非山藏人，而是人藏人。”经过特委集体研究后，最终决定向琼文地区转移。
实践证明，冯白驹的决策是正确的。在渡海战役前夕，他提出了“先小规模偷渡兵力，加强琼纵接应力量，再进行大规模渡海作战”的建议，该建议得到野战军前线指挥部的认可。“忠”字当头，首先是对共产主义的忠诚。自1926年入党以来，冯白驹始终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无论面对多么艰难曲折的境遇，他从未动摇过。1932年，琼崖红军仅剩25人，但他依然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将琼崖纵队从解放前发展壮大至25000人。
1937年，被捕入狱之际，他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坚守大义，不屈服于敌人的软硬兼施。在狱中，他毅然组织党支部，与敌人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解放之后，尽管一度被错误地囚禁于囹圄之中，但他对信念的坚守未曾动摇。首先，他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思想的忠诚至深，即便身处边陲，也始终在思想、组织和行动上自觉遵循中央的领导。在恶劣的环境下，多次因电台失灵而中断联络，但他依然自觉地运用毛泽东的军事理论，领导游击战争。正是这种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运用，使得琼崖纵队能够“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再者，他对人民的忠诚无以伦比，始终忠实于人民群众的利益。他领导打击土豪劣绅，清除恶霸势力，有力地保护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在根据地流通了“国币代用券”以及“琼崖人民政府代用券”，以此确保民众的利益不受损害。他时常教导干部和战士，要尊重并妥善保护这些被称为“衣食父母”的人民。他对人民充满深情，与群众紧密相连，因而人民群众都亲昵地称他为“老冯”或“冯同志”。
领导风范
自1929年联席会议伊始，冯白驹便肩负起琼崖工作的重任，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首位领导者。他的民主风范与智谋果断的行事风格，令人敬佩不已。尽管身为一把手，他却始终以集体领导的一员自居，对待重大问题，从不独断专行，而是经过集体的深入研讨后作出决策。例如，在1943年常委会议上，讨论总部机关是否向东南或西南转移以建立根据地时，尽管他主张向西南转移的观点正确，但多数同志持有异议。他个人仅声明保留意见，最终组织仍遵循多数通过的决议执行。后来实践证明，他的观点才是正确的，从而逐渐成为集体的共识。先是在六连岭建立根据地，后转向五指山区。海南地处偏远，远离中央和主力部队，冯白驹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海南的实际情况，做出决策，指导工作。在实事求是方面，他曾经有过深刻的教训。
1930年，广东行动委员会下达指令，要求琼崖地区“攻占海口”，而1932年的“肃清AB团”行动，这两次均属于左倾路线的干扰，对琼崖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害。鉴于这深刻的教训，自母瑞山撤退归来后，他的决策几乎未曾出现失误。即便与中央的联络多次中断，长达十年之久，但他对琼崖斗争的领导决策与实践，总体上依然与中央精神保持一致。
平反昭雪
冯白驹，本名冯裕球，字冯继周，出生于广东琼山云龙镇长泰村，即今日之海口，1903年6月7日，他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中降生。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冯白驹将军引领海南军民坚守武装斗争，长达二十三年，红旗始终飘扬不辍，因此，周恩来总理赞誉他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1955年，他荣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以及一级解放勋章，荣膺国务院第一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之职。在那一年，全国范围内，仅他一人同时获得这三枚一级勋章，即便包括十大元帅在内，总计也只有51位。
1957年，广东地区展开的反右派及地方主义斗争中，冯白驹不幸遭遇不公的指责，其省委书记处书记与副省长职位亦随之被剥夺；1963年，他被调任为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及副省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冯白驹不幸沦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的对象。1972年伊始，在周恩来总理的深切关照下，冯白驹赴北京治疗。遗憾的是，他于1973年7月19日在北京离世。直到198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为冯白驹平反昭雪，撤销了之前的处分，恢复了其名誉。然而，冯白驹的冤屈已持续了26年，而此时他已离世十年。
1983年春日的一个清晨，羊城广州微凉尚暖，冯白驹在广东第一轻工业厅工作的长女冯尔超，踏入了广东省委组织部。她此行是应广东省委的通知所邀，前来查阅关于父亲平反的中央文件。该文件的全名为《中共中央关于为冯白驹、古大存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中央[1983]第8号）。鉴于当时该《通知》无法复印且不得携离，冯尔超便一字一句地将其抄录下来。
中共中央批准了中纪委《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问题审查意见的报告》，并决定撤销1957年12月广东省委第八次全体（扩大）会议通过的《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及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错误问题的决议》，同时取消对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不当处分，并恢复他们的名誉。冯白驹、古大存同志均为我党资深党员，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们长期投身武装斗争，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报告落款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签署日期为1983年2月9日。
完成《通知》的抄写，冯尔超的眼眶不禁泛起了泪光。此刻，她心中终于释然，明白父亲的冤屈已得以昭雪，纵使这份迟来的通知让人唏嘘不已！
2009年11月30日，冯尔超在接受海南日报记者的专访时透露，当天她仔细研读了两份重要的文件。一份是1982年4月7日广东省委向中央纪委提交的《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问题复查结论的请示报告》，另一份则是1983年1月27日中央纪委向中央书记处发送的《关于冯白驹、古大存同志问题审查意见的报告》。这两份报告的总字数大约在1200字左右。
经查证，古大存（1896-1966），一位来自广东五华的杰出人物，在解放前曾活跃于政治舞台。东江纵队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古大存在解放后担任了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等要职。1957年，在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中，他与冯白驹一同遭受了不公正的处分。1958年，他被下放到广东增城县，担任县委书记。1961年11月至1965年12月，古大再次出任广东省副省长，并于同年12月起担任广东省委委员。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古大受到了迫害。1966年11月4日，他在广州病逝。
1958年，古大存被下放到增城之际，冯白驹次年亦被派往广东三水担任副县长一职。时至今日，2009年12月1日，海南日报的记者通过电话对现居广州的冯白驹次女冯尔敏进行了采访。冯尔敏仍清晰地记得，在父亲前往三水的前夕，他紧紧地拥抱着她，泪流满面。当时年仅12岁的她尚不明白发生了何事，直至后来方才领悟，那是因为父亲难以割舍与年幼子女的分离。彼时，大姐冯尔超刚刚19岁，三弟尔生年仅10岁，而四妹尔曾尚且只有6岁。
冯白驹抵达三水后，理应入住县委大院，却毅然决然地选择深入民间，寄宿于农舍之中，恪守“群众路线”的原则。这正如他在海南岛从事游击战时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山不藏人，人自藏人”，他积极与百姓亲近，紧密融入当地生活。
1963年，冯白驹被任命为浙江省副省长，乍看之下似是重获重用，实则吉凶未卜。不出所料，在“文革”第二年四月，冯白驹不幸被“造反派”拘禁。起初，他被囚禁在省委84号大院，与其他省级干部一同接受审问；随后，他又被转移至西湖西北角灵隐寺最高处的一间陋室，与世隔绝。他在那里吃饭、喝水、排泄、睡眠，甚至生病时也不得就医。同时，“专案组”对他的所谓“问题”展开了审查。
“我父亲并非‘反革命’，为何要与他划清界限？”
1969年，在全国范围内，广大知识青年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的“上山下乡”号召。冯尔敏被分配至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县下辖的一个生产队，而他的弟弟冯尔生与妹妹冯尔曾则选择了回海南岛进行插队生活。
行前之际，冯尔敏向专案组恳求能与父亲一聚，经批准后，却需恪守三则约定：严禁使用海南方言；不得提及外界局势；以及勉励冯白驹接受坦白从宽的原则。
在父女重逢的温馨时刻，冯尔敏泪水涟涟；离别之际，她将随身携带的一张照片递至冯白驹手中，叮嘱父亲在思念她时，只需凝视照片。随即，父子俩相拥而泣，情感流露无遗。
“我此去不知何时能再见到父亲，为何不让我们见面？”在专案组的坚持下，最终同意了她的请求。冯尔超回忆说，当时，关押冯白驹的小屋外，有一班士兵负责看守。
坚强父亲
1971年9月初，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注与干预下，中共中央向浙江省委下达了指示，决定解除对冯白驹的隔离审查措施。同年冬季，冯尔敏自东北返归杭州，得以探望父亲。彼时，冯白驹已被确诊患有“前列腺癌”，正在浙江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冯尔敏回忆道：“当时我父亲卧病床榻，尽管身高近一米八，却显得异常消瘦，让人看了不禁心生怜惜。”
1972年伊始，周恩来总理亲自下令，指派浙江省革命委员会派出公务车辆，将冯白驹送往北京日坛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冯白驹的夫人曾惠予以及次女冯尔敏亦一同前往，悉心照料。冯尔敏回忆道：“无论是身处广州、杭州，抑或是北京，无论是在家中，还是遭囚禁或是卧病在床，父亲始终展现出坚韧不拔的品格，从未在家人面前流露出一丝困境。”
冯白驹对琼剧情有独钟，即便在北京住院期间，他亦常于病榻之上轻吟琼剧经典。心情愉悦时，更是即兴编曲，自弹自唱。冯尔敏至今记忆犹新的一句唱词是“我裕球有三女一男”，他自我感觉幸福满满，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冯白驹身在北京之际，心中渴望品尝海南的“虾酱”与“冬菜”，于是冯尔敏跨上一辆破旧的单车，穿梭于京城的大街小巷，却始终未能觅得；然而，他倒是成功购得了冯白驹钟爱的豆腐，以及煲制美味汤品所需的猪骨头。
不久，周总理病情加重，对冯白驹的照料便显得力不从心。“四人帮”的势力染指日坛医院，对冯白驹的治疗进程横加干涉。冯白驹的身体状况出现反复，高烧不退、昏迷不醒、抽搐不止，在这关键时刻，他的四位子女陆续赶到他的身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冯白驹并未留下任何遗言，只是口中喃喃自语，忧虑着自己离世后孩子无人照料。
冯白驹同志追悼会
1973年7月19日，冯白驹蒙受不白之冤而辞世。根据《人民日报》1973年7月29日的报道，冯白驹的追悼仪式于7月2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周恩来总理派人送去了花圈以示哀悼，叶剑英、周建人（鲁迅先生的胞弟，时任浙江省省长）等众多人士亦出席了此次追悼活动。
冯白驹能在蒙冤26年后得到平反，其长女冯尔超认为，古大存的妻子曾史文女士出了不少力，因为她一直在写申诉材料为丈夫喊冤，同时也等于在为冯白驹伸冤。冯尔超说，曾史文的申诉最终受到了北京的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还到广东了解冯白驹和古大存的冤情，并且亲自签字为他们平反。自海南建省设立经济特区以来，鉴于冯白驹家族成员皆在南方就业与定居，为免每年长途奔波至北方祭扫，其亲属遂向相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旨在将冯白驹的骨灰迁回海南妥善安葬。
1988年6月4日，无产阶级革命家、琼崖革命武装和根据地创建人之一的冯白驹将军的骨灰盒，从北京运回海口。6月7日，冯白驹将军雕像揭幕仪式和冯白驹骨灰安放仪式，在海口人民公园举行。雕像位于海口人民公园，5米高的大柱石顶端嵌着冯白驹头像，柱石中间嵌有邓小平题写的“冯白驹将军”五个金色大字。中共海南省工委、省政府领导许士杰、梁湘等参加了雕像揭幕仪式和骨灰安放仪式。同日，“冯白驹同志生平事迹展览”正式展出。
1950年9月，我担任了海南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的主席职务。
1950年11月初期，我有幸随叶剑英同志一同赴京汇报工作，期间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1951年4月，我受命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海南行政公署的主任一职。
1952年夏季，正值中共广东省党内深入开展反“地方主义”的斗争之际，作者受到了相应的批判。同年冬日，他被调任至中共华南分局，担任委员一职，并兼任统战部长。
1952年10月，我担任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一职，主要职责是主持“私营工商业改造”试点工作的推进。
1954年8月，彼时担任中共海南岛区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被免去。
1954年9月，光荣当选为我国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正式代表。
1954年12月，我担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副省长职务。
1955年9月，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要职，同时荣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及一级解放勋章的崇高荣誉。
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我荣幸地被选为中共中央的候补委员。
1957年二月，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期间，因1956年冬季所谓的“地方主义”问题遭受了批判。同年十二月，其被免去广东省委员会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以及海南军区政治委员的职务。
1958年伊始，我被打发至广东省三水县，开始了艰苦的劳动锻炼生涯。
1963年四月，我正式被任命为中共浙江省委员会委员及浙江省副省长，肩负起分管文教、卫生、科技等领域的重任；同时，我亦负责主管计划生育及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
1966年8月，他受邀参加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然而，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浪潮中，他却不幸遭受了审查与迫害之苦。
1971年9月，审查解除。
1973年7月19日去世于北京。
冯白驹长期担任琼崖地区党政军的核心领导职务，以其创建的“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琼崖武装斗争事迹，赢得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一致好评。在毛泽东对海南战役的指示中，他曾明确指出：“相较于金门岛，海南岛战役的特殊之处在于，一是冯白驹的出色配合，二是敌军的战斗力相对较弱。”周恩来则赞誉冯白驹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直至1983年2月9日，中共中央正式为他平反昭雪，恢复了其名誉。
04
人物精神
“莽莽母瑞山，敌困我自强；野火扑不灭，春风吹又旺。”这首诗激励着战士们的斗志。和平时期，他常与战士们对弈象棋、演唱琼剧、讲述故事。抗战期间，他还创立了歌剧团和文工团，以此增强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
自1930年起，冯白驹肩负起琼崖特委书记的重任。
1937年，因被捕入狱，出狱后，他转任常委一职。尽管职务有所变动，但他并未因此影响工作热情。相反，他积极承担起抗日独立队队长兼政委的重任，带领队伍奋勇抗战。
直至1940年，党中央恢复了他书记的职位，这才开启了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模式。冯白驹在孤岛之上英勇奋战，业绩斐然，然而他从不自诩功高，始终将成就归功于党中央的英明指导与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无论是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和平建设的时期，冯白驹始终严于律己，绝不谋求任何特殊待遇。他从不多吃一块肉、多食一个饭团，也绝不添置多余衣物。作为领导者，即便女儿出生，他也未曾给组织添麻烦，而是让年迈的母亲将她抚养至堡垒户家中，直至解放。
解放之后，他的故乡得以重焕生机，即便是他自己的祖居之地，也由村民们加盖了房屋。他的居所，是在1984年，得益于政府的动员，几户人家搬迁之后才得以重建。他育有四个子女，他们并未得到任何特殊“关照”，而是与寻常人家的孩子一般，过着平凡的生活，从事着普通的工作。他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他那无私无畏的精神财富。
05
人物故居
冯白驹的故居坐落在村落之巅。这座故居背倚青山，面临一望无际的翠绿田野。
屋后古木参天，形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屋前庭院宽广，花坛色彩斑斓，绿草如茵，美不胜收，无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杰出将领的摇篮之地。冯白驹故居虽历经多次修缮，却始终保留了原始的房屋风貌以及砖瓦木结构的海南农家特色。这里不仅生动地重现了历史的画卷，更向世人昭示，一位功勋卓著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正是在这样一个平凡的农民家庭中诞生和成长。
位于正屋之左，依势而建的一排横廊内，展陈了诸多与冯白驹将军的家世、生平以及革命事业相关的实物与图片。在此处，来访者得以窥见琼崖革命斗争的珍贵足迹，并对冯白驹将军的生平事迹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