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江青斥责：“谁是一条狗？”
周恩来脸色煞白。
作者：权延赤
本文节选自《走近周恩来》，作者权延赤，出版社为四川人民出版社。
关键提示：“汪东兴，即刻唤成元功前来，亲自向江青同志阐述清楚。”周恩来如此指示。汪东兴遂去传令，而江青面色铁青，紧接着爆发一声：“成元功乃一条畜生！”
1968年三月的中旬，总理遵照主席的指示，主持召开了旨在研讨东北问题以及安排宋任穷同志重新履职的会议。此次会议预定于下午四时在大礼堂的接待厅举行。负责此次会议现场安保工作的，是中央警卫局警卫处的副处长成元功同志。
周总理警卫秘书：成元功，卫士长。
会议前半小时，江青的贴身警卫孙占龙拨通了成元功的电话，告知江青刚刚苏醒，尚未进餐。他指示成元功为她准备餐食，并建议在会议室附近寻找一间空房，以便江青先行用餐，随后再参与会议。成元功立刻行动，紧急联系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请求他迅速按照指示准备餐点，并将其放置于邻近的小山东厅。与此同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以及“中央文革”的相关负责人均已抵达现场，正静候江青的到来。
彼时，中办主任与警卫局长汪东兴亦同场，成元功遂迅速向他进行了报告。汪东兴随即引领成元功至会议室门外，恭候江青的到来。
江青迟到十五分钟。汪东兴率先向她行礼，随后成元功上前汇报：“江青同志，会议已在接见厅开始，您的餐点已备在小山东厅，您是否需要先用餐？”
江青瞥了成元功一眼，冷哼一声，扬起下巴，径直步入会议接待室。
昔日，江青常常挂在嘴边的话语是“我代表主席”，她被誉为“旗手”，赢得了一致赞誉。在场的所有高级干部纷纷起立，以此表达对他们深深的敬意。
“你们在讨论什么？为何让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入内？”
总理愣了愣，不禁疑惑道：“这从何说起呢？”随即，他恢复平静，温和地解释道：“江青同志，会议的内容我们之前不是已经沟通过了吗？下午四点，我们将在接见厅讨论关于东北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宋任穷同志复出工作的事宜……”
江青突然提高音量，语气尖锐地问道：“这是在讨论那个议题吗？你们是不是担心我知晓？嘿，公开透明是吧？为何要让成元功在门口阻拦我？这是什么意思？”
“这哪里是事实呢？众人都翘首以盼您的到来，这么多同仁齐聚一堂，他们都能为您的到来作证啊……”
“岂有此理！我清清白白，为何成元功要阻拦我？”江青深知成元功曾长期担任周恩来身边的卫士长，于是故意提及他的名字，大声喧哗，试图引发众人的好奇心，“你们竟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搞什么勾当？”
“此事纯属子虚乌有，我并未派遣任何人员去阻拦于你。我们在此恭候，等候你的到来，以便召开会议……”总理瞥了一眼手表，只见江青此时仍在高声喧哗，仿佛神经错乱，大声叫道：“不听，不听！你们隐瞒真相，不敢直言！”
总理面容严肃，在一片嘈杂声中沉思片刻，随即高声宣告：“会议暂时中止。江青同志，这里可能存在误解，让我们冷静下来逐步沟通，如何？东兴、成武、李作鹏，请随我一同前往一谈。”
周恩来与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等一同步入接见厅，抵达了小山东厅。他指着桌上已经准备好的餐点，说道：“听闻您尚未进餐，建议我们先用餐，之后再着手会议事宜……”
“诽谤！诽谤！”江青声嘶力竭地喊叫，“你们意图对我设限，瞒天过海……”
周恩来指示：“汪东兴，请即刻唤成元功前来，当面向江青同志说明情况。”汪东兴遵命外出传唤，此时江青面露愠色，紧接着她大声斥责：“成元功不过是一条犬！”
成元功身为总理的贴身护卫，江青如此辱骂，实则是对总理的不敬。此举与她身份的尊贵极不相称，宛如市井中的粗俗泼妇。
周恩来怒火中烧，脸色苍白如纸，带着如青石般深沉的忍耐，声音洪亮地回应道：“江青同志，我身为资深同志，您理应信任我们这些老一辈。您所言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话音刚落，成元功便推门而入。周恩来瞥了一眼成元功，转身对江青道：“你们去核实吧，我不再参与。”言罢，他步履从容地走向门外，与成元功并肩而行，随即转身站在了走廊之中。
我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竟陷入如此境地，其情形甚至不如寻常百姓间的争执，实令人深感失望。诸如陶铸这类性情火爆、与江青激烈对峙的“有争议人物”，江青都无法容忍；至于那位备受赞誉、以忠诚正直著称、深受全民信赖与敬爱的总理，江青竟然也对他心生芥蒂。坦白而言，当时我们许多人已经预见到她难以长久，更无法成就任何重大事业。历史上那些不能容人的统治者，无一能成就伟业。
汪东兴向成元功询问：“能否详细描述一下此事的经过？”
成元功回忆道：“在三点半的时分，孙占龙来电告知，首长刚刚苏醒，尚未进餐。他叮嘱我准备一份餐食，并详细列出了鸡蛋饼、鸡汤面以及两道荤菜和两道素菜。他特别指示，需在会议室旁寻一空室，以便首长用餐完毕后，即刻参与会议。”
“纯属无稽之谈！”江青用力击打桌面，力道之大，以至于手背感到一阵疼痛。顿时，她的脸颊涨得通红，汗珠开始沿着额头滑落，“立刻叫我的警卫员过来！”
汪东兴唤来了孙占龙，只见孙占龙面露愁容，他诚恳地陈述道：“确实是我在电话中吩咐成元功准备餐点的。”
“滚！”江青猛然一声怒吼，随即重拳猛击桌面。若非亲眼目睹，世人恐怕难以置信，一位位居高级领导岗位，平日里言必称马列主义，宣扬“革命分工各异，无分贵贱”的领导干部，竟会如此粗暴无礼。她目光如炬，昂首挺胸，大声喝道：“你们立刻给我出去，此地不欢迎你们工作。你们去告诉总理，给我滚出去！”
成元功与孙占龙悄无声息地离开了小山东厅。此情此景，在场的众人无不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尽管报纸与电台不遗余力地赞誉这位“旗手”，但在我们的心中，她已彻底崩塌。若有人向她举枪，恐怕无人愿意为她站出来辩护……
成元功步入走廊，情绪低落地对周恩来总理说道：“总理，今日我们的工作并未达到预期……”
总理默然不语，心中明了成元功并无过错，他所言非心。他长叹一声，步入了小山东厅。随即，厅内又响起江青尖锐的斥责：“孙维世乃豺狼，成元功却似犬！此等人物，竟是你之左右……”
显而易见，江青有意制造这场风波，她的真实意图并非针对酒，而是指向总理。她在言辞中诋毁了周家鼎、杨德中等同志长达一个多小时，甚至下令杨德中同志在四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数日后的一个夜晚，江青再度召集周恩来、汪东兴以及数位总理秘书至钓鱼台，情绪激昂地宣称：“成元功在历史上便是个品行不端之徒，曾多次对我设限，屡次阻挠我与总理的会面……”
1961年，周恩来总理亲临三门峡水库建设现场，成元功就站在前排的右侧，位列第一。
周恩来平静地阐述道：“绝不会。成元功自14岁便投身革命，自幼便在我身边茁壮成长。”
江青断然宣称：“那至少已沦为了一名变质之徒！”
不出数日，成元功便被送入了学习班，随后在8个月的时间里，又被调往江西的五七干校。直至“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夕，他才得以重返北京，重新投入到工作之中。
江青对我用“清君侧”策略。
作者：成元功
1945年识江青。
1945年8月底，我奉命从中央党校调至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身边任职。在那期间，江青女士时常前往探望邓大姐与周副主席。彼时，江青女士已是毛主席的夫人，因此，我们也就此相识。尤其是在1946年春季国共谈判的关键时期，她前往重庆治疗牙齿，周副主席特意叮嘱我要多加关照她。她曾询问过我的名字与籍贯。
周恩来与成元功等人合影
那些曾在江青麾下履职的人员，无不深知她的性情多变。稍有不周，或稍有不合心意之处，她便会勃然大怒，口出恶言。举例而言，当她乘坐汽车时，若关门时稍有声响，便会引发她的一通斥责；她居住在钓鱼台，即便前往人民大会堂，距离仅十几分钟车程，也需携带便器以防途中不便，否则，等待她的将是无情的责难。至于沐浴水的温度、餐点的口味……更是不言而喻。尤其是在“文革”时期，她的性情更是变幻莫测。例如，在人民大会堂的会议进行中，她突然声称房间内装有窃听器，要求立即进行检查并暂停会议。大会堂与中办警卫局随即组织专家进行细致的检查，并将检查结果以书面形式呈报。若有人未能满足她的期望，她便会指责对方为特务、为坏人，意图加害于她。在江青身边的人无不心惊胆战，时刻担忧着突如其来的灾难，无人愿意再为她效力。当时，因她而遭受不公待遇，被冠以“特务”、“坏分子”之名，并被下放到中办“五七学校”进行劳动改造的，多达六人。其中有些人曾身陷囹圄，有些人遭受隔离审查，有些人则长期受到限制，无法参与党的组织生活……
尽管我并未与她共事于同一岗位，实则与她相去甚远，然而未曾料想，竟然会波及到自己。更出乎意料的是，她竟然能够翻云覆雨，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深受大家敬爱的周总理。
1968年3月中旬发生。
当日下午四时，人民大会堂接见厅将举办一场“文革”时期的碰头会（原名为中央碰头会，后因“文革”小组争取权力，更名为“文革”碰头会）。彼时，无论是中央碰头会还是“文革”碰头会，均由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我时任中办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肩负此次会议的安保任务。按照惯例，我们通常需提前一小时抵达大会堂，进行工作检查与布置。当天，我准时抵达大会堂。午后三点半，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来电告知，江青方才起床，尚未用膳，要求大会堂准备餐点。江青抵达后，希望先行用餐，再参与会议，并特别要求在会议室旁安排一间小房间。餐点需包括鸡蛋饼、鸡汤面及两荤两素四个小菜。我随即通知了现场的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并指令务必按时备好饭菜，放置于小山东厅旁。
此次“文革”碰头会旨在解决原东北局书记宋任穷恢复工作以及东北地区的问题。在下午四点之前，周总理、宋任穷、陈锡联、毛远新以及国务院、中央军委的相关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均已悉数到场，仅剩江青尚未抵达。
当时，中办负责人汪东兴亦身兼警卫局长一职。汪东兴抵达后，我立即向他详细汇报了上述情况。他对江青的性格了如指掌，深知其性情难驯，于是与我并肩站立于接见厅的入口处，静候江青的到来。大约在四点十五分，江青如期而至。得知她的到来，在场的秘书与警卫人员均担心她可能会无端挑剔，故意找茬，纷纷避入接见厅西侧的小会议室。于是，门口仅剩我和汪东兴二人。
“会议在接见厅进行，食物已备于附近的小山东厅，您是否需要先行用餐？”然而，她并未回应，脸色阴沉，白了我一眼，直接走进接见厅。从她的态度，我预感到情况可能不佳。果然，她一进入接见厅便对周总理提出质疑，大声喧哗，质问：“你们在此召开什么秘密会议？为何让成元功在门口拦我，不让我入内？”显然，这是按照她警卫员的电话指示安排的，但她却指责成元功有意阻拦，这是诬陷。周总理耐心解释，称并无此事，但她依然不依不饶，持续吵闹。周总理见会议无法继续，宣布休会，并邀请杨成武、汪东兴、李作鹏等人至小山东厅与江青交谈。江青依然吵闹不止，坚称周总理安排我在门口阻挡她，不让她进入。
彼时，我尚未深入思索，仅觉得她系一特立独行的人物，其性格多变，难以捉摸。直至后来方恍然大悟，她实则是在借题发挥，向周总理发起挑战。她野心勃勃，自“文革”起便与林彪暗中勾结，意图篡夺党的领导权，将周总理视为自己篡权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心急火燎，急于将其除掉。而她发起的“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大儒”等运动，便是这一企图的铁证。
“所有人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要在这里工作了。”然后指着我和孙占龙，命令道：“你们去告诉总理！”汪东兴向我俩示意，让我们离开。
我与孙占龙一同步出小山东厅，恰逢周总理在福建厅门口来回踱步。我加快步伐，匆匆赶至周总理身边，不假思索地表达了我的歉意：“总理，今日我们的工作并未达到预期，给您带来了诸多困扰……”周总理轻挥手臂，示意我无需多言，我便就此打住。随后，周总理转身步入小山东厅。尽管真相已然大白，江青却依旧执着于追究。当时门厅仅我一人值守，耳畔听着她与周总理又争执了整整一个多小时。
当晚，我重返中南海，汪东兴、张耀祠、李树槐、杨德中几位领导与我进行了交谈。我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详尽地叙述了一遍。汪东兴表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似乎并不如江青同志所言。近期，你暂不宜再出席现场活动，留在家中值班，好好休息一番。”能够暂时避免现场，亦能避开一些不必要的纷争，我便欣然同意了。
“他至少已沦为变质坏分子。”紧接着，她又提及警卫处的曲琪玉等人，要求停止他们在警卫处的工作。
不久，汪东兴、张耀祠与李树槐与我进行了交谈，他们表示：“鉴于当前的形势，你暂时不宜外出工作，不妨先加入学习班进行一段时间的进修。”紧接着，他们又补充道：“在前往学习班之前，无需前往总理处告别，亦无需与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我领会了他们的用意，他们是在担心给周总理带来额外的困扰。
1969年1月5日，我告别了北京，与参加学习班的全体同志们一同，从前门火车站登上了列车，目的地是江西进贤，那里设有中办开设的“五七学校”。当时，中办机关共有1600余人参与，场面之壮观，真可谓“人潮涌动，声势浩大”。
抵达江西进贤县，我们不禁为眼前的景象所震撼——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热烈欢迎中央办公厅同仁莅临进贤县定居”的大幅标语。紧接着，这1600余位同仁的户口便由中央办公厅统一迁移，从北京迁至了进贤县。
所谓“五七学校”，系遵照毛主席关于干部上山下乡的“五七”指示而设立。其名虽为学校，实则是一项劳动改造措施。校名的确定曾引发一番争议。有人主张称之为“五七干校”，理由是下放至该校的绝大多数人员均为干部。然而，汪东兴认为“五七学校”更为恰当，因为他指出，干校是专为干部设立，而学校则对各类人员开放。因此，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学校”便成为了一个汇聚各界人士的“大熔炉”，其中既有部长级的高层干部，也有从事园艺、木工、清扫庭院的清洁工，以及军代表。军代表负责管理这些人员。据此，可以说，中央办公厅的“五七学校”在全国范围内独具特色，堪称一所特殊的学校。
1970年，我的家人亦随其单位之调令，转至中办“五七学校”工作，两个孩子亦随行。自此，我们一家陷入了特殊的境遇，我与周总理、邓大姐的联系亦随之中断。
1971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特地赴“五七学校”进行考察。在学校的党委扩大会议上，他传达了中央对“五七学校”的相关指示。随后，有人质疑让干部家属迁至“五七学校”居住违背了中央规定，认为是汪东兴的个人决定。然而，在另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当有人提议非办公厅干部的家属和子女应返回原单位时，校长曹全夫回应称，目前学校内的干部都是办公厅不再需要的，若将他们的家属子女送回，未来又将面临何种处境？
历经一段劳动锻炼之后，众多人员被调派至湖北三线地区新设立的第二汽车制造厂，亦或被分配至其他地域。这一安排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强烈的反响。汪东兴随即调整了先前观点，宣称江西中办的“五七学校”系中央办公厅培育与储备干部的关键场所。他强调，只要自己尚在人世，“五七学校”的运作便将延续不息。
1973年，我的家人完成了在江西中办“五七学校”的劳动改造，带着一个幼小的孩子重返京城，开始了新的工作生活。转眼来到1974年春节前夕，我自江西返京省亲，北京给我的第一印象便是天气异常寒冷，风沙也比往昔更为肆虐，人们的表情也似乎变得冷漠无情。那些曾与我共事多年的战友，见面时再不复往日的热情。偶遇于街头巷尾，他们竟如同躲避瘟疫一般，远远地避开。我妻子回到京城后，曾前往昔日同事的邻居家探望长辈，却遭到了严词拒绝，甚至门都不曾开启。这也难怪，毕竟我们这些人都曾一度被贴上了“另册”的标签。
然而，存在两个显著例外：首先，北大与清华校园内广泛张贴了针对邓小平的批判大字报，直指其名，进行公开指责。办公厅特地指定，我们这些从“五七学校”临时返京探亲的人员，必须集体前往观看大字报，此举意在表达对我们群体的特别关怀。其次，江青未经党中央批准，在首都体育馆秘密召开了万人大会，名义上是“批林批孔”，实则矛头直指周恩来总理。会上，几名小丑般的人物大肆表演，令人深感国家局势将有重大变故。尤其是当周总理，当时中央工作的主持者，也是此次会议的主持人，表示“昨晚才得知要召开如此规模的会议”时，众说纷纭。这次会议也是办公厅要求我们这些临时回京探亲的人员必须参与的，显然，这也是为了向我们表达政治上的关怀。
邓颖超、成元功家族
“你是如何悄然离去的，连个招呼也没打？”我回答道：“在临行前，汪东兴与我谈过话，禁止我联系你们，我明白他的用意，是担心给你们带来额外的麻烦。”随后，我向邓大姐详细描述了大会堂所发生的一切，但隐瞒了高振普告知的我与总理在钓鱼台与江青发生争执的事情。邓大姐听后说道：“哦，原来如此。”她看了看手表，说道：“我该去医院探望恩来了，你们先看看电视，我大约半小时后回来。”半小时后，邓大姐返回，她说：“我已向恩来确认了你所说的事情，他说一切他都明了。”我心里暗想，我向你只说了一半，另一半还未透露。在告别之际，邓大姐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你离开北京已有数年，对这里的情况不太了解。尽量少外出拜访朋友，多在家阅读书籍报纸，这对你会更有益。”
探亲假期已圆满落幕，我再次踏上了江西进贤的土地。组织曾三次向我暗示工作分配的事宜：首次，是前往陕西省公安厅警卫处任职；次之，是返回山西故里，那里有一座规模庞大的锡矿，急需干部支援；最后，则是被安排至北京医院。由于这些均为非正式的交流，我并未作出任何回应。我坚持希望去工厂学习技术，然而汪东兴却认为我缺乏工作稳定性，我只能耐心等待。直至1976年，在“四人帮”被粉碎的前夕，我终于结束了长达八年的“五七学校”流放生活，重返了北京。
恩来卫士长成元功
田波澜，《东方早报》
身为周恩来总理的贴身卫士长，成元功在总理身边辛勤工作了23载，成为担任警卫职责时间最长的一位。他的生命轨迹与对总理的珍贵记忆紧密相连，也因此被誉为研究开国总理日常生活史的“活字典”。不幸的是，2012年5月17日，成元功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成元功先生仙逝的消息一经传开，他的亲朋好友、昔日同僚、亲属以及周恩来总理的研究者，乃至对总理生平充满敬仰的普通民众，均纷纷献上哀悼之情。5月21日的上午，首都北京305医院的告别厅内，成元功的夫人，年近八旬的焦纪壬女士，在儿子的搀扶下缓缓走向丈夫的遗体，凝视着他的面容，深情地说：“到了那边，你可一定要找到周总理和邓大姐，咱们要继续在一起啊！”
周恩来先生的侄辈，无论是侄子还是侄女，都对成元功怀有难以言表的感激。在他们幼年与青春岁月中，许多温馨的片段都与这位伯父身边的成叔叔紧密相连。周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回忆道，她12岁时初抵北京，囊中羞涩，衣衫褴褛，成叔叔便骑着自行车载她前往新华门购置了两套新衣。后来总理得知此事，不禁批评道“太过奢侈”，但这段经历却成为了她与成叔叔初次相识的深刻记忆。
周秉和，周恩来总理的侄子，曾这样述说：“成叔叔，他见证了我们成长的每一个瞬间，家中诸多事务，都得益于他的鼎力相助。在我们求学期间，其他家庭拥有私家轿车，而成叔叔却每周不辞辛劳，骑着三轮车来接我们上下学。成叔叔是一位备受尊敬的长者，他对总理怀有深厚的感情。生前，每逢纪念总理的活动，他必定亲自出席。即便是在去年，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听闻有纪念总理的活动，他依旧坚持坐着轮椅参加。”
1925年秋季，成元功诞生于山西文水县龙泉村的一户贫困人家。成年后，他曾在织布厂担任学徒。1940年春天，14岁的成元功毅然加入了八路军，并在120师文水县新兵营担任通讯员。1941年秋季，他被调至延安留守兵团锄奸部部长丁荣昌麾下，担任警卫员。1942年秋季，他随丁荣昌赴中央党校，加入了青年队工作。到了1945年8月，成元功得以调入周恩来总理身边，历任警卫员、警卫秘书、卫士长等要职。1965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肩负起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安保重任。1968年3月，成元功不幸遭受诬陷，被调出中南海，进入学习班接受审查。次年1月，他被送至江西进贤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历时近八年。1976年返回北京后，他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交通局副局长。1979年，他被调至公安部警卫局副局长职位。1987年3月，他正式离职休养。
晚年，成元功致力于弘扬周总理的丰功伟绩与崇高精神。凭借数十年来的亲身感受，他深入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相继组织撰写了《周恩来历险纪实》、《周恩来总理卫士长回忆录》等众多文章及书籍。
在1945年至1968年间的23载岁月里，成元功不仅亲身参与，更是目睹了周恩来总理的诸多重大活动。在众多涉及周恩来的历史文献与资料中，成元功的身影屡见不鲜。他曾多次随周恩来出访海外，出席国际重要会议，诸如新中国外交代表首次登上世界舞台的日内瓦会议、1955年的万隆会议，以及访问亚洲、非洲、欧洲的14个国家等。
1952年，周恩来在中南海的亲切会晤地质泰斗李四光之际，成元功的身影亦映入镜头，他静立于两位巨匠之后，遵循着其独特的职业习性，神态警觉，不时地环视周遭。转至1961年的夏末秋初，周恩来出席庐山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芦林湖畔学习游泳，成元功始终紧随左右，严密守护，杨尚昆之子杨绍明则捕捉到了这一难忘的画面。
“好，小成，我和小超都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自此，成元功便始终伴随周恩来左右，直至1968年3月被调离工作岗位。
成元功的长女成小鱼回忆道，在上世纪70年代初，她与母亲和妹妹一同来到了江西的“五七干校”，与父亲并肩在红土地上劳作、生活，直至1976年9月才重返北京。在这段艰难岁月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曾特地派人送来问候与食物，为他们带去了莫大的慰藉。然而，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不幸离世，成元功携成小鱼急忙从江西赶回北京，却终究未能目睹周恩来遗体的最后一面，这成为了他终身无法弥补的遗憾。
右边的裤袋专放手绢，左边的裤袋则放置手纸，外套的右口袋里是眼镜盒，盒中常备两支圆珠笔，左口袋则装有笔记本；而外套的口袋则用来存放他人递来的名片和便条等物，一些机密文件则被置于贴身的衣袋之中。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工作态度，确保了总理的高效工作。每当有事，总理总能迅速行动。而我们普通人一旦忙碌起来，往往会丢三落四，总理却从未有过此类疏忽。”
“这些并非总理之物，而是指派给你们，带至北京分发给中央领导同志的，发票已备，届时他们会支付费用。”于是，这两筐菜被带回北京，送至供应处，供应处将菜分发给每位首长家，并收取了费用。
总理领回饭菜后，发现是炊事员准备的，用餐时不禁怒火中烧，遂命成元功前来询问。总理追问菜肴来源，是否为杭州所送。成元功如实告知详情。总理责问多次禁止携带物品，却屡教不改。成元功辩称，所分食物系中央首长之物，供应处已付费，他们也付了钱。总理听后更加愤怒，强调即便付费也不可。他进而质问成元功，北京民众是否能享此美食。总理强调，若自己能吃到而民众不能，将如何面对舆论？他要求成元功今后行事必须与他的身份、职责和政治影响挂钩。总理指出，制定规矩却自身不遵守，岂不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与国民党有何区别？周总理的严厉批评对成元功产生了深刻的终身影响。
